国产特斯拉史上最低价效果立竿见影，新势力车企承压应战******
1月15日，上海下起了雨夹雪。下午2时许，在上海的一家特斯拉中心，依旧有着7组用户冒雪前来看车。“最近到店客流明显增加，今天如果不是下雪，来看车的人可能会更多。”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和传统的商超店不同，这家特斯拉中心位于近郊产业园附近，其选址更加接近传统4S店，到店的用户都是专门来看车而不是“顺便来逛逛”。
1月6日，特斯拉大幅下调部分产品的售价，Model 3起售价为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为25.99万元。如果追溯到去年首次降价前的价格，Model 3起售价至今降幅已达5万元，创下国产特斯拉历史价格新低。
降价给特斯拉的终端表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数日里，记者通过现场走访和电话调研等方式采访了全国多个城市特斯拉门店，了解到二三线城市特斯拉门店客流与订单数在特斯拉本轮降价后急剧增加，部分城市门店的订单数环比12月增幅达到了500%。
特斯拉以价换量效果立竿见影
2023年1月1日起，持续13年的新能源新能源国家补贴正式结束，包括比亚迪、大众等车企应声上调产品价格，以对冲国补退出后上涨的成本，但这些车企并未完全将国补退出后的成本上调转嫁给消费者，以比亚迪为例，其产品上调2000~6000元，而2022年国补最高额度为12600元。
此外，有部分车企宣布暂不涨价，即补贴差额完全由车企承担，例如小鹏汽车明确表态不涨价。湘财证券的研报认为，现阶段中国市场上车企竞争压力大，竞争激烈下车企对于涨价持谨慎态度，预计车企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补贴退出的影响。
而特斯拉却在大部分竞品涨价或保持售价时一反常态。过去几年间，被认为以成本定价的特斯拉调价非常频繁，2021年国补退坡时，特斯拉便应声涨价，2022年先涨后降，但在2023年国补正式取消后，特斯拉进一步下调产品价格，多款产品给出入华以来的“历史最低价”。部分车企的营销人士认为，特斯拉频繁的降价，虽然短期内会拿到更多订单，但也会伤害品牌溢价，过去几年，特斯拉正从豪华品牌市场下探到大众消费市场，这种变化对特斯拉并不一定不是好事。
全国汽车消费服务平台“车fans”创始人孙少军表示，在宣布调价后的第一个周末，特斯拉门店平均收到110~130个真实订单，订单量有着明显的提升；进店量环比增长450%左右，同时客户以直接到店为主，电话邀约到店数量较少。
这次以价换量给特斯拉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同时也给比亚迪等车企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特斯拉开启降价之后，一位比亚迪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已有数位海豹和汉的预订用户退订转购特斯拉。部分车企的电动车部门则连夜开会，商讨应对策略。
“之前我看过极氪、蔚来、特斯拉等几个品牌，特斯拉内饰太‘朴素’，智能配置也不如中国品牌产品，性价比有些低，最早就被我排除；但是最近降价之后，性价比一下子就上来了，现在又让我有些纠结了。”在特斯拉门店里，一位正在看车的客户这样告诉记者。
在价格调整之后，特斯拉两款产品均进入了25万元左右的售价区间，和小鹏、比亚迪等品牌的新能源产品产生直接竞争。国泰君安证券的研报认为，特斯拉此次大幅降价对于部分新势力的竞品车型带来直接压力，尤其是在部分竞品车型2023年以来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价，预计竞品车型会采取一些明升暗降的价格措施。
1月13日，赛力斯AITO问界宣布多款车型调价，成为特斯拉之后首个降价的新势力车企。其中，问界M5 EV降幅2.88万元至3万元不等，起售价下调至25.98万元，问界M7降3万元至28.98万元起售。对于老车主，问界则为首任车主提供总价值3.3～3.5万的权益。
不过，绝大多数品牌目前尚未跟随特斯拉下调价格。
“特斯拉的利润比较厚，有成本去打价格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某车企管理层人士崔野(化名)表示。
“这几年新能源汽车成本大幅上涨，到现在锂电池等核心零部件还没有看到价格的明显下调，蔚来、小鹏等头部造车新势力，甚至包括来自传统车企的埃安等都没有走出越卖越亏的‘怪圈’。”崔野告诉记者，而特斯拉的毛利率在车企里堪称一骑绝尘，在国补取消和成本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其它车企很难全面跟进特斯拉。
虽然没有如同特斯拉一样官宣降价，但部分车企加大终端优惠，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近期记者在致电一家新势力车企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目前部分热销产品已有现车可售，具体优惠可以“到店详谈”，其朋友圈海报则显示，该品牌部分产品置换优惠+展车折扣最高可达3.9万元。
“特斯拉在1月的降价，也有可能带来影响未来半年新能源车市格局的‘蝴蝶效应’。”崔野认为，此前业界普遍预估2023年第一季度甚至上半年，新能源车市将承受较大压力，特斯拉降价大抢订单，在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消费预期疲软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其它车企的压力。
新势力车企承压欲降本增效
尽管特斯拉方面依旧表示，本次降价背后的核心驱动原因依旧是技术驱动带来的成本下降。但部分业内人士和部分研究机构均认为，特斯拉价格下调背后的原因是订单储备的不足。
海通证券的研报认为，特斯拉本次降价的背后，是在高通胀打击消费购买力、美联储激进加息和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特斯拉逐渐暴露出隐忧，产销量已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供过于求，全球交期水平已见底。
“如果要保持销量增长态势，就不得不降低价格，要不然销量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一个选择。”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马斯克近期曾公开表示，2023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届时民众对于汽车等高价商品的需求将会下降。
业界普遍认为，今年第一季度或上半年，中国车市亦将承受较大压力。
东方财富证券的研报显示，2023年，整车企业将进入战国时代，弱势企业将被淘汰。特别是近期特斯拉连续降价，结合汽车产业发展规律，未来几年整车企业之间激烈的价格战不可避免，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传统势力和新势力都会出现非生即死的比拼。
“不管是供应链还是消费者需求的信心，肯定都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认为2023年上半年在供需两端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但需求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蔚来汽车董事长、CEO李斌表示，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用户购车需求提前释放，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信心也需要时间恢复，2023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面临的挑战将会非常大。
过去数年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下，带动了国内新势力车企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催生出了直营、服务型车企等新的商业模式。部分传统车企，亦开始模仿新势力车企带来的新模式。
“在上海一个商圈建商超店，一年的店租和人力成本大约将近800万元，如果没有主机厂的建店补贴，基本是赚不到钱的。”上海某新能源品牌商超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两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持了近乎年均100%的复合增长率，市占率已接近30%。多位车企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已从原来的技术尝鲜、政策引导，迈入了大众普及阶段。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未来随着新能源车从旺销到平销，新能源车的营销模式也需要探索改变。
目前，蔚来、小鹏、理想以及零跑等多家新势力车企均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或内部流程的优化。
理想汽车董事长、CEO李想在一份内部信中表示，组织升级是企业进入更大规模和更难阶段最重要的考试题，90%以上失败的企业其实并非是业务出现了问题，业务出现问题只是表象，而本质是组织能力与规模扩大、行业变化无法适配。
李斌最近在内部全员信中也表示，需要对202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困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目前已到资格赛后期阶段，需要更出色的表现才能赢得参与决赛的资格。他还称，将优化低效部门和项目。
近期，零跑汽车宣布将原有的二十多个部门整合集成为十二个一级组织。
小鹏汽车除了调整组织结构，还频频挖角传统车企高管。在原吉利系高管易寒加盟小鹏汽车之后，原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被传将接替何小鹏出任小鹏汽车CEO，小鹏汽车对此回应称：“目前调整仍在进行中，欢迎各界优秀人才加入小鹏，如有进一步信息，会及时与大家分享。公司将继续在何小鹏的领导下向前发展，何小鹏依然会是这家公司的最高负责人。”
“比如我们在2021年定的战略规划是期望做成一个有很好利润的公司，但是2023年我们看到市场的变化是，智能汽车会像电脑、智能手机的发展一样，最终只有三家到四家。”何小鹏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